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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与中国抗战

By admin in 公海手机版登陆 on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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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花簇拥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牺牲在中国战场的远东太平洋记者汉斯·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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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同年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做编译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无法认同国民党观点的汉斯·希伯愤然返回欧洲。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出了《从广州到上海:1925年—1927年》一书,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
1932年秋,希伯再度来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形势。此后5年间,他以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着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七七”事变后,希伯先后多次奔赴中国的抗日前线。因获知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消息往往被国民党官方通讯社封锁,希伯下定决心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前线去,全面真实地报道那里的抗日真况。1938年春,希伯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踏上了延安这块圣地。在延安,毛泽东会见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
1939年初,大约2、3月间,希伯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与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等从上海出发,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先后在《美亚评论》上发表《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利于日本》等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1941年5月,当希伯得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便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由上海乘船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
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希伯又前往山东采访报道。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消息说
:“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
在日本侵略者于11月初展开大扫荡前,他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感和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国报刊发表后,引起了外国读者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为了保证国际友人的安全,山东分局决定让前来探望丈夫的秋迪女士提前回上海,并劝说希伯也一起回去。希伯笑着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随后,发生了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大青山战役。希伯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44岁。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所撰“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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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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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博斯哈德拍摄八路军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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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文集》,198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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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中华大地——汉斯·希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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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第一次认识了怀抱崇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继斯诺之后,一大批外国记者深入走进红色根据地,深入中国抗日前线,用笔和镜头记录中国抗战的辉煌历程。他们和他们的报道已成为值得永远铭记的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说起外国记者的在华新闻史,史沫特莱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她与另两位记者——斯诺、斯特朗被誉为“三S”,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前身“三S
研究会”即由此而来。史沫特莱的4本传世之作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从美国穷乡僻壤走出的《大地的女儿》,亲历《中国在反击》,走上了一条《伟大的道路》,长眠在中国土地上,谱写了一曲《中国的战歌》。

1928年底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际。1930年,她参加了庆祝鲁迅50寿辰的茶会,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的伏尔泰。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等青年进步作家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她将鲁迅为此所写的杂文翻译发表在美国的进步杂志上。1936年西安事变,她在张学良的支持下用英语向世界广播。

1937年7月,史沫特莱从西安跋涉了整整3个星期到达延安。她想方设法托朋友向延安运送医疗器械和药物。她还积极奔走呼吁,促成白求恩等国际医疗技术人员的中国之行。她曾和朱德联名写信给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求派遣援华医疗人员。以柯棣华大夫为首的5位印度医生因此来到抗日战争前线。

延安让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她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她前往五台山前线进行采访,成了八路军总部的第一位外国随军记者。

亲赴前线,史沫特莱看到的是面对拥有卡车、飞机和高效能运输工具的日军,几乎没有机械化部队的八路军如何英勇作战,她感受着八路军的速度:它有每天行军200里的本领,也许是世界上行动最快的部队。她赞赏着八路军官兵:它的战士都是一向惯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工人和农民。她佩服着八路军的纪律:训练有素,坚强团结。

在延安、五台山、武汉等抗日前线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之后,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到达了设在皖南芜湖以南的云岭新四军总部。在野战医院里,她为战士们包扎、处理伤口。她反复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忠于中国。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

1941年5月,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到处演讲,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并为中国抗战奔走募捐。1950年,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逝世一周年时,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题: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和毛泽东畅谈30小时

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采访、考察,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的幽默随和、远见卓识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政治倾向迥然不同的外国人……在这些记者中,最先和毛泽东有深入沟通的,就是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

1944年,斯坦因在延安住了5个月。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详细记录了他对毛泽东的单独采访。这次谈话发生在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他们聊到了共产主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等。斯坦因描述道,毛泽东不时地在窑洞里来回踱步,然后在他面前站定并注视着他。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毛泽东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谈谈。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3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斯坦因对毛泽东的几次单独采访,总共长达30个小时。1944年10月,他离开延安后,发表《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并于1946年在英美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客观、真实、详细的报道,增进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和同情,使外界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未来前景。

在斯坦因的笔下,“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延安的政治场面朴素、安静、简单,就像它所处的位置一样。共产党中央是一个安静而繁忙的地方,在这里,几百个工作人员把工作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踏实的、自发的热情。有一种开路先锋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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