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地,到底是于都还是瑞金?

By admin in www.710.com on 2020年3月6日

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民众,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北上。7月7日,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执行中央关于“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军团应在中国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的北上任务。在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并于8月2日在福建古田的水口正式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这支由6000多名指战员组成、担负着特殊重大战略任务的部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孤军深入,横跨四省几十个县,行程达5000余里,堪称红军北上抗日的先锋队,是红军长征的一次重要预演。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策应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长征前锋,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曲,在长征史、抗战史乃至于中国革命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

从江西瑞金的梅岗、马道口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瑞金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

长征从瑞金出发

1934年9月,
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呈现合围红都瑞金的态势,中国工农红军与苏区民众也展开了红都保卫战。10月5日至8日,中革军委派员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谈判,并达成让路协议。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中央机关编成红军野战军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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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第五号命令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第五号命令,命令明确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的组成和出发时间、地点,这是一份具有全局性的指令性文件,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显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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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中央机关在瑞金的第三处驻地云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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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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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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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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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第198期1版、209期1版《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

为筹集粮食准备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向苏区人民紧急借粮24万担。7月22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再次决定向苏区人民借谷并征收土地税粮60万担。两次的筹粮计划都得到苏区人民的响应,顺利完成。瑞金被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称为“收集粮食的光荣模范”,在中央苏区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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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宣传画《廿万双草鞋献给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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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报217期6版文章《号召劳动妇女把银器售卖或捐给国家》

苏区人民夜以继日赶制草鞋,确保红军所需的情景。长征前的三个月,仅瑞金就做了5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此外,妇女们还发动剪发运动,把头上的银饰和手上的戒指捐献给政府。

据统计,为支持苏区建设和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1932年至1934年间,仅瑞金人民认购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78万元,支援粮食25万担,捐献银器22万两,连同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的2600万银元,全部无私的奉献给中国革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苏区人民就没有强大大中央红军,没有苏区人民的倾力支援,就没有红军的胜利突围长征。

85年前的今天,长征从瑞金出发

长征前的准备

1934年7月,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掩护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成立抗日先遣队。同时,驻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中央机关领导苏区军民秘密进行战略转移前的各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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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一种伟大而永恒的精神。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各方面建设日益完善,中央苏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历次围剿的失败,于1933年9月纠集了100万兵力对各苏区再次发动“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为加强反“围剿”的红军组织,1933年6月7日,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此时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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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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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18日《中央政府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

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之前,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机械地,毫无保留地照搬共产国际的基本论点,对当前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第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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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3年9月,李德经秘密交通线来到瑞金,博古就将红军最高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个既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红军特点,又毫无红军战争实践的外国革命者。

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逐步推行,以及博古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国民党分兵向苏区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撤离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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